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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的做法和政策正在受到知识界和社会精英们越来越多的批评。

大致的观点有三种：一些人认为，中国的现状不可能长久持续，下层民粹化与上层寡头化终将导致权威之乱。印度赶超中国会不会也象俗话说的只有光而没有热呢？其实，话题本身是有模糊之处的，例如，说经济上赶超，这指的是总量GDP还是人均GDP呢？是GDP的总体规模还是增长速度呢？GDP之外的购买力平价又怎么样呢？还有，在分析经济发展的原因时，我们应该强调的是经济效率对经济总量的影响，还是应该强调财产权利对经济总量的影响呢？环境问题和其他社会代价又如何算呢？最重要的是，如果印度本身真不行，中国会不会因为自己的什么潜在危机而更不行呢？问题和头绪很多，我们还是一步步来分析。

只有假定人口增加，能够伴随着有效率的就业增加（不能有磨洋工之类的隐蔽失业），人多力量大的观点才能成立。1990年代初，中国加快了市场化步伐，印度也启动了自己的改革开放。现在印度的问题，本质上就是以对人权的暗损害，去替代对人权的明损害。根据联合国统计机构（unstats.un.org）提供的资料进行计算，按可变美元价格来分析，中国对印度的GDP比例，从1970年中国是印度的149%，1980年的166%，1990年的124%，上升到2000年的255%，2010年的333%。中印之间是一个有趣的对比，政府执行力弱的印度存在运行绩效问题，政府执行力强的中国则存在公民权利问题。

是啊，如果中国经济能赶上美国，印度经济为什么就不能赶上中国呢？可是，情绪和愿望是一回事，事实及可能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。最近又有西方经济机构预测，在203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后，印度的经济规模可能在2050年赶上中国而成为世界第一。时代周报：现在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那就是大城市的房价持续升高，但中小城市房价却没有明显攀升。

进入 迟福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城镇化 。其实现在从整体上看我们的社会资本并不少，所以即使市场开放，也是有一定保障的。当然这个政策在短时间内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起来可能还有难度，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了法律的修改。我想我们的下一步，就是要让中小城市的公共资源得到比较明显的改善，那么二、三线城市，甚至三、四线城市也会引导房地产迅速地发展起来。

这不仅表明了中央政府对规模巨大的地方政府性债务（下称地方债）的关注，也注意到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形成的地方债风险。不断累积的地方债风险警醒地方政府，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，从以房地产为主的土地经济向多元化投资转型，加速开放市场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共设施。

我们的地方债基本都和各地方经济增长融合在一起，很多地方债的形成，都是政府拉动投资，创造很多投资平台形成的。时代周报：前两天广东出台了一个土地和宅基地流转的意见，这是一个试点，还是有可能展开来？迟福林：我的主张是要展开来的。第二，对于地方债，中央政府高度重视。如今地方政府完全承担的土地已经没有多少扩张的空间了，地方政府一定要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，不能再用拉动GDP总量为目标、以土地扩张为突出特点的增长模式，这样的方式很快就会走不下去了。

我想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因素：首先，大城市集中了大量的公共资源，很多人现在依然在往大城市里面挤。其次是我们的投资渠道较少，所得使得房地产成为了一个投资的重要渠道，这是让人不能忽视的突出的矛盾。二是目前的地方债还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。但是这一步不能在一个地区，因为这是整个物权法的修改，在某些地方试点后在全国推广，是一个大方向。

换句话说，就是肯定会有投资进来。这样的城镇化短期来看会拉动（经济）增长，但中长期看就会是灾难

时代周报：前两天广东出台了一个土地和宅基地流转的意见，这是一个试点，还是有可能展开来？迟福林：我的主张是要展开来的。所以，现在关键是（经济）增长模式的转变。

时代周报：江苏、山西等地出现了比较紧张的债务风险。其次是我们的投资渠道较少，所得使得房地产成为了一个投资的重要渠道，这是让人不能忽视的突出的矛盾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能不能适应人口城镇化的转型，以及其发展的大趋势，推进投资结构的转型。迟福林：土地扩张，正是传统的增长模式当中的一个问题。我们的地方债基本都和各地方经济增长融合在一起，很多地方债的形成，都是政府拉动投资，创造很多投资平台形成的。现在地方债达到了一定的规模，应该引起高度重视。

日前，国务院要求审计署对全国范围的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，此次审计范围达五级政府。其实关于地方债的问题，要明确的是，一是要有充分的估计，要看地方债的危险系数。

第二，财税体制改革的（加）快，也可能会减少（地方债）。如果房地产有三个不同的市场，且在用地政策上也有所不同，那么房屋的价格就会有明显的差距。

城市住房结构不合理导致房价奇高时代周报：谈到土地改革，不得不说在这次全国地方债审计中，与地方债相关的房地产项目成为审核的重点。第三，是要放开市场，地方需要投资的，市场就要放开，然后中央只给予政策上的支持。

地方政府热衷于造新城是体制的问题，因为无论是现行的（经济）增长模式、财税体制，还是如今的干部选拔机制，都和GDP联系在一起，造新城可以拉动地方GDP的增长。我最大的担心是传统投资方式再继续时代周报：现在到处都在推行城镇化，很多城市在城镇化的过程中，不管不顾自身的债务危机，热衷于造新城。现在，如果市场开放得够快，那就会有投资。进入 迟福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城镇化 。

你怎么看这一现象？地方政府为什么热衷于造新城？迟福林：造新城的风险很大，现在关键是国家要出台政策禁止这么样去做。你怎么看这个观点？国内会出现像美国底特律那样破产的城市吗？迟福林：首先要肯定的是，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，中国不可能有城市会像底特律那样破产。

但是如果中央政府出台的改革（措施）在某些方面有突破，那就是好事。时代周报：通过投资来拉动城镇化，会不会担心投资过热的状况出现？迟福林：现在我最大的担心是规模城镇化引发的传统投资方式。

把规模城镇化作为目标地方债就会扩大时代周报：公开资料显示，未来两年中国地方政府将进入还债高峰期，资金压力很大。人口城镇化的投资空间相当大，我算过一笔账，到2020年，会有4亿农民工进城，按每个人10万块的最低标准来进行公共设施建设，这就是40万亿的投资。

这次城镇化之后，农村土地的改革会从征地开始，然后逐步涉及到农民对土地的权利，就是刚刚讲的物权还是债权。时代周报：现在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那就是大城市的房价持续升高，但中小城市房价却没有明显攀升。那么，此次城镇化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？迟福林：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对房地产的影响，我想，这是一个中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。时代周报：那么城镇化会不会让地方债加剧？有没有一种方法，既能让地方政府没有过大的债务压力，又能解决城镇化大规模投资的资金问题？迟福林：现在，城镇化可能加大地方债的规模，因为我们目前竞争性地方政府模式还很难改变。

换句话说，就是肯定会有投资进来。当然，实行财税改革的前提是住房结构的改变，比如增加保障性住房，这样改善需求和投资性需求就分开了。

未来十年可能还会有四个中心城市建成，在这些城市里的一些低收入群体也会有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，城镇化对于房地产市场总体上来说是利好的。但如此一来，就使得一些二、三线城市的房屋空置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，也让地方债、土地出让价、房地产价格等牢牢纠缠在一起，成为一个死结。

第三，各级政府都要想办法逐步解决这个问题，而不是再增加地方债的规模，再加大地方债的风险。二是目前的地方债还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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